王铎的《书论》原文如下：
书，独醒而后有为者也。不独自觉，无以理通而达变化之理。不独穷微，无以得其慎独之趣。而达变化之理，用之纯粹而无秽者寥寥。盖持经达变，真假无常，凡人之所共见也。故释曰：“如破除一库之藏，取一切书而焚之，其意则不涣；或独栖居深山，无一字之书而作论议者，其学则不痴。”此则知书要之难掌也。
掌之之家，欲使妙法趋利物，必须自新。所谓自新，谓治心。治心之法，莫善于识书之道也。所谓识书之道，谓藏书之道也。所谓藏书之道，谓读书之道也。天下之事，在于精齐精神，此则所以期于妙法趋利物者也。观毛公之可敬，视其宽厚有辨，实寓于书之精齐。观孔子之可尚，视其驭心之妙，实寓于书之识新。观鲁迅之可怀，视其惊世之笔，实寓于书之审美。盖观古今圣贤之所以称贵专精于书也。
今之世风，读书流于四方，而知书之家鲜矣。所以知书之家鲜，者以书而不自知，而后来专精于书之家纷至沓来。又因人之恶习，好学偏怪，贵空话不善实行，立身之本，怀抱之道，盖掌之之一端也，亦执之之一端也。是以后生可学，专精于书，未有不先治心而后治书者也。治心之法，可简而不可繁也。所谓简，则谓洁淡；所谓不繁，则谓从俭。从俭正义立身之本，洁淡恪守怀抱之道也。所以切勿以“学问”为名，淫于一身，滋事于人，有失于身，有伤于人者也。
文质之美，人类历来追求者也。如今之世，文质之风日进于前。从上而下，自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，到网络时代的激荡青春，文质之美无所不在。然而，“文质彬彬，礼仪之邦”，这一点都不言而喻。学问之家，逾掌之，则肆放之。如何肆放？从俭正义，洁身自好，此为排名较好步。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；天道酬勤，不负有心人。掌之之家，学识文质，自有一份恪守和追求。此则治学之业，观其纯粹之道也。
王铎在《书论》中明确指出：“书者，民情之所同见也。”
这句话的意思是指，书籍是记录着民族共同知识、共同历史及共同文化的载体，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想、艺术、伦理和道德等方面的共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书籍是一个国度或民族独有的文化珍品，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传承和弘扬文化的重要途径。因此，王铎强调认识书籍的重要性，提出“废书则弃文矣”的观点。
王铎的这个结论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书籍一直是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，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中国人民有着久远的读书习惯，他们相信读书可以掌握知识、培养文化、提高修养，并且在读书中可以领悟到道德、哲理和人生的真理。
此外，王铎还通过他的理论框架进一步阐释了这个结论的深层含义，认为这个观点的根源在于人性的共性。他认为，在民族性、个人性和普遍人性之间存在内在的结构关系。这种内在的关系通过书籍的传承、传播来表现，使人们从中感受到环境和人文的共性，从而达到促进文化的交融、融合的目的。
因此，王铎在《书论》中发表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解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，对于读书、爱书的重要性给予了深刻阐释，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“书不师古，便落野俗一路，如作诗文，有法而后合。所谓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也。如琴棋之有谱。然观诗之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文之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，亦可知矣。故善师古者不离古、不泥古。必置古不言者，不过文其不学耳。”